何中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何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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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5

内容摘要:关键词:作者简介:HowtheIntegrationofMarxismandConfucianismBecomesPossible  作者简介:何中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山东济南250100  原发信息:《文史哲》第20182期  内容提要: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自觉的意识层面更多地表征为冲突,在不自觉的无意识层面则更多地表征为会通。 人们意识到的往往是表层关系,而未曾意识到的则是深层关系。

这种深层的会通无疑是多维度的,其实现不仅有赖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和机缘,更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内在地提供的学理上的可能性。 在时代性维度上,儒学的前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性,使两者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有其会通的机缘;在民族性维度上,中国文化与欧洲大陆文化之间的亲和性,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提供了条件。

晚清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相遇后的严重受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显露的西方近代文化的弊病,使国人对东西方文化产生双重失望。 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三种可能性被中国人选择的重要历史契机。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在实有层面上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会通的实现。

儒家的“诚”与历史本真性的开显、“天人合一”与马克思的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超越性的指认、“生生之谓易”与实践辩证法、强调“践履”功夫与实践唯物主义、“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都在文化原型的层面上显示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学理上的可能性。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儒学/“诚”/“天人合一”/人性论/实践辩证法/实践唯物主义/“大同”理想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儒学”(11AHZ009)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一个很复杂而又极深刻的问题。 对此,我们过去往往是看两者的差异多,而看其会通少。 这也符合人们对于两种学说的关系加以体认的基本逻辑。

一般地说,刚接触时总是更多地看到“异”,当进一步深入了解后则会愈益见到“同”或“通”。

其实,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早已在实践层面上实现了接触与融会,这本身就意味着二者终归有其某种类似的理路和同构性,这是它们会通之可能性的内在根据。 无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在事实上的融合就既不可思议,也无法得出合理解释。   相对地说,看差异比较容易,因为它不过是一个直观的事实,只要着眼于表象和知性判断就足够了。 例如,两者存在着明显的距离:在时代性维度上,它们一为传统的、一为现代的,彼此判然有别,有其巨大的时间差。 在民族性维度上,它们一为中学、一为西学,彼此难以通约,有其强烈的异质性。 从实际历史情境亦可看出,马克思主义之进入中国并传播开来,恰恰是以“打倒孔家店”这一激进的反传统姿态为其时代背景和特定语境的,如此等等。 如果形式主义地看问题,就难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有多少相似之处,更谈不上彼此在深层意义上的可通约性。   但是,要揭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的会通何以可能,就不能如此简单地看问题,需要深入至两者的文化原型亦即元问题层面,才能看清其原委和实质。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一致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并被表达,也只有通过反思性的把握才能被揭示出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已成为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对这一不争的事实所作的解释却还相对欠缺。

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早就走在了理论认知和诠释的前面。 从历史的实际进程看,马克思主义同儒学不仅相遇,而且一起建构并塑造了中国的现当代史,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实践能力的明证”本身。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同儒学的会通和融合方面,我们的问题已不再是“是否可能”,而仅仅是“如何可能”。

因为实践和历史事实早已回答了前者,后者则有待于我们从理论上作出诠释、给出理由。

  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年)一文中论及“西学东渐”时曾说:“……西洋之思想之不能骤输入我中国,亦自然之势也。

况中国之民固实际的而非理论的,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

”①此言不虚。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若不能与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就无法在中国大地上获得“实践能力的明证”,保持其“理论的彻底性”和“物质的力量”(马克思语)。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自觉的意识层面更多地表征为冲突,在无意识层面则更多地表征为会通。 人们意识到的往往是表层关系,未曾意识到的则是深层关系。 这种深层的会通无疑是多维度的,其实现不仅有赖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和机缘,更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内在地提供的学理上的可能性。 本文仅就几个在笔者看来至关重要的方面略加阐释。